杜甫的“三吏三别”是其叙事诗的代表作，也是经典的教材文本。一般关于《石壕吏》的教学，教师习惯关注叙事的过程，教学重点囿于理解人物形象。考察近年发表的教学设计，大多呈现以下模式：
首先，通过官吏与老妪的对话理解诗歌内容，接着轻描淡写地补充资料，最后将诗人的诗心直接呈现给学生。如此教学仅是从人物语言的浅层滑过，将杜甫叙事诗弱化为一般叙事作品，导致学生无法将之区别于其他诗歌作品。其次，教师补充创作背景后没有从杜诗作为“诗史”之作的价值层面深入理解，对作者的创作意图只是浮光掠影一笔带过，导致学生对“何谓诗史”一知半解，缺少对作品人文精神的深入挖掘，对作品背后“圣”的意味感受不足，长此以往，“诗史”“忧国忧民”成了标签化的概念，经典文本失去真正的滋味，学生也失去品味文学经典的兴趣。
此外，有的教师将杜甫与白居易的叙事诗进行整合教学，学生对杜诗尚认识不清，又将其与其他诗人作品进行比较，这样远超学生原有认知的“越级挑战”，由于未触及诗歌之间有价值的比较点，就只能从题材（现实主义）、情怀等角度泛泛而谈，极大地弱化了经典文本的教学意义。
实际上，理解杜甫诗歌在文学史上的特殊性，不仅要体味其诗歌作品体式风格、艺术手法，还需要认识作品的经典价值，即明确“诗史”“诗圣”等评价背后的意义。杜甫诗歌是民族文化的精神瑰宝，蕴含着重要的人文精神和史学价值，教师如果能够深掘《石壕吏》的文本价值，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进一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还能让学生在阐释经典作品的过程中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培养“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因此，课堂教学要先让学生认识到《石壕吏》的经典价值，打开杜甫诗歌阅读的路径之门，才能实现经典阅读的真正发生。
孙绍振在文本解读方面利用矛盾分析法还原文本语境，认为“文学形象往往是隐性高于显性，隐性决定显性，故文学文本解读学的任务就只能是化隐性矛盾为显性矛盾”。据此，本文聚焦《石壕吏》表层叙述下的内隐信息，即文本的不寻常之处。
“不寻常”与“寻常”相对，这里的“寻常”指的是惯常的写作表达和写作手法，或是学生日常的阅读经验。对初中生而言，所谓的“不寻常”，是文本写作与其阅读经验和生活经验相背离的地方，这往往是作者为了表达自己真实的创作意图而刻意为之。作者通过这些不寻常，强调某种特定内容，传递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与写作意图。教学如果能够抓住不寻常的细微之处，在“寻常”与“不寻常”的比较中，还原文本、历史语境，帮助学生理解人物形象，进而体会诗人诗心，就能促进深度理解的发生。
基于阅读诗歌的一般路径与学生认知发展的特点，结合诗史叙事传统，本文将从语言层面、叙事层面、价值层面三个方面展开分析，试图挖掘《石壕吏》的文学与史学价值，进一步理解“诗史”的意义。
“有吏夜捉人”的不寻常之处体现在“捉”“夜”二字的使用。
首先，“捉”与“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等一系列按帖选兵的程序不同，这次征兵采用了非正式的“捉”，不分男女老幼，随机随意。“捉”字的使用与一般征兵的叙述不同，强调“捉人”行为使百姓终日惶惶不安，处在随时都会被“捉”的恐惧之中。此外，为了保证“捉”的顺利，官吏选择在夜晚进行，这也与常规的征兵时间不同。仔细分析，存在至少两种可能：一来白天百姓要谋生做事，难以完成征兵任务；二来要避免百姓出门躲藏，增加捉人成功的概率。由此可以推测，白天官吏可能也在到处“捉人”，但是由于战事激烈征兵数量庞大，夜晚还要继续“捉人”补充兵力。杜甫以不寻常的叙事表达，说明此次征兵程序和时间的特殊，表现出当时“夜捉人”的情况并不是偶然。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中“逾”是会意字，本义为超过、越过，“走”在古文中表示跑，老翁听到敲门声后赶忙越墙而跑，这一动作十分敏捷、娴熟。“逾墙”“走”两个动作用来形容岁数较大的老翁，似乎不合常理。深夜本是一家人熟睡之时，敲门声响起后老翁与老妪反应如此之快，显然石壕村村民对深夜捉人的行为早已司空见惯，长期寝食难安。杜甫的精妙之处在于，将“这一家”对征兵的惶恐不安和随时生离死别的恐惧心理活动叙述得细腻周详，在表面叙写征兵之苦上更进一步触摸到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对人心灵的严重摧残。
教师引导学生通过矛盾分析法找到用词上的不同寻常，将安史之乱爆发后人民在困顿中挣扎的生活处境还原出来，从而深刻理解这些反常不是“这一家”的个别遭遇，而是战争中千家万户的共同命运。汪灏这样评价《石壕吏》：“举一家而万事可知，举一村而他村可知，举一陕县而他县可知，举河阳一役而他役可知，勿只作一时一家叙事读过。”由此可知，不寻常之处只是战争时期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无家可归、饥寒交迫、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都是战争环境中个体生存的常态，是当时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
不同于纯粹历史的记录，《石壕吏》采用了横断面写法，通过截取征兵片段反映战争历史的缩影。这种写法以小窥大，以血肉饱满的形象，试图呈现全景式的历史画卷和民族苦难心灵，表现战争人民的炼狱生活。《石壕吏》记录了安史之乱时期国家的重大史实，呈现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社会的复杂性，具有深广的历史意义和庄严沉着的美学特征，其中真实的底层众生相也映射了杜甫对人性的关怀。以小人物的兴衰苦痛记录历史，让本不被看见的小人物被历史照见，以独特的关怀视角为时代里的普通人发声，充满了“诗性”色彩，体现了作品的诗史价值。
除了在用词上的不寻常，杜甫还在人物设置上表现其独特的艺术匠心，以不寻常的写作手法和灵活的叙事形式表现诗歌。
诗歌以“石壕吏”为标题，其作为全诗的核心写作对象，却仅有“吏呼一何怒”一处正面描写，实际上全诗处处有“官吏”，却未直接言明。杜甫以不寻常的写作手法，通过标题之显与叙事之隐的方式，转移写作对象，将官吏形象隐身到文本背后，借由老妪的言行塑造官吏形象。
笔者认为这一不寻常的写作手法有如下几处值得揣摩：
一是“吏呼一何怒”，此句重点在于理解官吏“怒”的反应。根据教材注释，这里的“吏”只是一个小小的差吏，但对待百姓的态度十分凶狠蛮横，开门便“怒”，很不耐烦，可见官吏捉人的行为时常发生，百姓经常受到恐吓、威胁。结合时代背景，深入理解“怒”这一反应，官吏“怒”的原因在于开门的老妪并不符合征兵条件，使得官吏无法完成征兵任务，我们可以推测，“这一家”绝不是唯一被强征的，官吏已经走遍了石壕村的每一家，而现实的矛盾是百姓早已无丁可征，官吏还在强制征兵，因此导致了二者的直接冲突。
二是“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面对官吏的逼问、搜查，年老力衰的老妪苦苦哀求，三个儿子都已经从军，其中两个儿子才刚刚战死。显然这个家庭已经为平叛付出了血的代价，但这些遭遇并没有换来官吏的一丝同情。从“室中更无人”的“更”字可以看出，老妪一直在苦苦哀求，回答中暗含着官吏的步步紧逼。
三是“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官吏为了完成征兵任务，逼着老妪赶紧上路，“急应河阳役”表面上写的是老妪上路之“急”，实则是为了写官吏逼迫之“急”。
杜甫采用藏问于答的写作手法，明着写老妪，暗着写官吏，通过老妪以“退”衬“进”的反复哀求，表现官吏的冷血无情。
细读文本可以发现老妪态度变化的不寻常：“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这里“请”字表示主动请求奔赴战场，“急”字写出她希望立即上路的迫切心情，不同于之前“妇啼一何苦”的大声啼哭，前后态度转变巨大。从全文看，“老翁逾墙走”说明老翁已经躲藏起来不在家中，但没有完成征兵任务的官吏不可能离开，这就意味着官吏随时可能彻底搜查这一家，危急关头老妪只能选择挺身而出，阻止官吏进一步搜查，保护家中仅存的劳动力，留存家庭最后的希望。联系后文“如闻泣幽咽”可知被强征的老妇十分无助悲痛，她并非真心愿意前往战场。由“啼”到“请”“急”鲜明的态度反差，是官吏逼迫下无可奈何的选择。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战争的残酷性，即不仅体现在生命的消逝还体现在活着的人的痛苦。
作为安史之乱的亲历者，杜甫同样经历了一路逃难、飘零寓居、家人离散的人生无奈与命运无常。强烈的态度反差，是其对某一特定人物的聚焦，“这里的有，已渗透着人的情感趣味和价值选择，变成了‘眼中之有’，或‘心中之有’，已不是客观之有的原版复制”。杜甫有意凸显老妪态度之变，强调活着的人的痛苦与挣扎，表达战争时期人民的切肤之痛，将个人经历与民族的苦难心灵相结合。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杜甫的诗歌自古以来就有‘诗史’的美誉。但应该指出：诗歌并不会仅仅因为记载了某些史实就成为好诗。杜甫其实并非有意于史；他的那些具有历史纪实性的诗篇，以及那些记述自身经历而折射出历史面目的诗篇乃是他的生命与历史相随而饱经忧患的结晶，是浸透着他个人的辛酸血泪的。”
《石壕吏》选取征兵过程中深夜捉人的场景，以纪实眼光观察征兵，客观呈现作品理性真实的一面。但这种记叙并非忠实还原历史而是倾向对具体事件的呈现，这符合史的特征。不仅如此，杜甫在融合原有叙事元素之上有所突破：
一方面表现为突出历史细节的真实感，虚构可能发生的事。诗歌中虽然没有大量对官吏的直接描写，但字里行间都暗含着官吏的层层逼问，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这个夜晚还有多少老妪曾向官吏诉苦？有多少麻木冷漠、残酷无情的官吏在强制征兵？有多少家庭只能在彻夜的哭声中走上绝路？这些场景化描写，是“诗、史异质互文，即诗歌叙事与历史记载存在差异”。杜甫通过有意添加叙事的细节与枝干，将强烈的感性表达建立在宏大理性的历史叙述之上，以冷峻的笔法表现出战争对人性的摧残，这是其诗歌叙事与历史叙事的不同之处。
另一方面表现在综合运用藏问于答、电影的镜头感、叙事角度等多种叙事技巧。如“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以视觉感的画面描写将人物置于天亮人散的别离中，如电影镜头的远景一般，使无可奈何、悲痛绝望的情感无限延伸，增强了叙事效果。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用词和写作手法的不寻常还原文本语境，深入感知时代命运与民族苦难。杜甫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表现方式，在于其情感表达的需要和对儒家伦理的倡导。借助矛盾分析法，可见《石壕吏》中杜甫表现的不寻常：与以往杜甫的诗人形象不同，全文没有抒发任何一句议论或感慨，似乎没有了往常的关切关怀，一反常态地近距离冷眼旁观。探究原因如下：
间接抒情，与直接抒情相对，一般是指作者不直接表达或宣泄自己的情感态度，而是隐晦含蓄地在文中渗透，耐人寻味。将《石壕吏》与其创作时间相距不远的《新安吏》相比，可以感受到两种抒情方式的不同效果。《新安吏》中“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笔触是沉重的，表达了对战争征收年幼男子家庭骨肉分离的深切同情，而后笔锋一转，写道“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直接表达对参军子弟的鼓励和安慰。这首诗以巧设问答的方式，呈现出前后不同的态度，表现征收士兵保家卫国与骨肉分离的人伦悲剧的矛盾。反之，《石壕吏》则没有直陈表白，而是以记言、记事呈现事件场景，寓“情”于记叙之中，看似没有议论感慨，实则是表达方式的委婉曲折。
杜甫所抒之情是忧国与忧民的矛盾情感，因而呈现出不同寻常的诗人表现。不少学生认为杜甫的不表态，是因为担心自己也被强征或是控诉对统治者的不满。实际上，杜甫此时担任华州司功参军一职，按照唐朝规定是不会被强征的。
为了探究杜甫与以往表现不同的原因，我们从几首诗歌作品探察其对于战争的态度。
杜甫的《兵车行》写于唐朝前期的对外开边战争，诗歌中直接抒发了“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感慨，表达对统治者穷兵黩武政策造成百姓深重痛苦的愤慨。
《潼关吏》中官吏介绍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后，诗人直接表达心中忧虑和对历史教训的痛心——“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与这些战争作品相比，《石壕吏》中的叙述极为克制——“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杜甫选择隐忍的方式一笔而过，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唐王朝平定叛乱的卫国之战。
黑格尔说，真正的悲剧不是产生在善恶之间，而是出自两难之间，是两种合理性的碰撞。作为坚定的儒家信徒，杜甫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担当，面对忧国与忧民的两难处境无法化解。因此，杜甫不寻常的表现是因其将复杂的感情态度压抑于叙述之中，以隐忍的方式藏于诗作之下。
这种将情感态度藏于字里行间见微言大义的表现方式，是典型的“诗史”。借史家的“春秋笔法”将褒贬寓于叙事之中，形成了杜诗含蓄蕴藉的风格特点。辛小娟认为：“阅读中国叙事诗歌作品，以及后人的阐释解读可知，中国叙事诗歌的使命不仅是为了记叙历史事件，而且反映背后文以载道的价值体现和伦理道德，所谓的褒贬美刺。”
不寻常的表现，也反映了杜甫鲜明的儒家伦理立场和道德批判力量。据史料记载，安史之乱期间，唐帝国的人口减少70%，战争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从中我们认识到，这场平乱之战不仅是战争时期人民走向和平生活的希望，也是历史更迭、王朝兴衰的必然规律。杜甫认清战争的形势也深谙历史发展规律，《石壕吏》中他有感慨兴叹也有痛心疾首，以极为克制的态度借老妪的口吻，表现战争对活着的人的伤害，冷静地叙述人民生命饱受摧残、人性被践踏的社会现实。可见，杜甫并不是冷眼旁观，不寻常的表现恰恰是因为他时刻将人民放在心里，始终有站在国家人民立场上的胸怀和眼光。这反映了杜甫对儒家伦理的倡导，也揭示了杜甫的内在德性，即对人类最深层生命意识的关注——“生即仁也”，由此而推至的民胞物与情怀。
综上所述，教师引导学生解读《石壕吏》可以从用词、手法、诗人表现等角度切入，发现文本的隐性矛盾，认识杜甫叙事诗歌的诗史特征及其经典价值：既忠于现实，又不是对客观现实的直接理性反映，而是在对古典叙事传统的继承之上，以文学、审美上强烈的情感传递反映历史，以诗的方式有力量地叙述历史，从而实现作品的个性创造。其“圣”的意味表现为将道德价值、史学观念作为判断叙事诗优劣的标准。此外，杜甫身上的家国情怀与士人担当是其被称为“圣”的重要原因。这种儒家的自觉和不可遏制的悲悯情怀，成为后世文人的重要精神内核。
经典教学要依托深度的文本解读，才能认识到经典文本的教学意义。叶圣陶认为：“课文里所收的，选文中入选的，都是单篇短什，没有长篇巨著。这并不是说学生读了一些单篇短什就足够了。只因单篇短什分量不多，要做细磨细琢的研读功夫。”
孙绍振认为：“对于语文学科来说，越是概念化，形象越是成为概念的图解，情志的审美价值和形式内涵积淀，越是容易遭到抽空。”换言之，如果摆脱了对文本的研读和特定语境的规约，一味追求高度抽象的统整性，可能会使教学流于浮泛，甚至每一篇经典阅读都成为人人可以搬弄套用的模式教学。如此，不仅文本的内涵意义可能被抽空，语文教师的作用也可能被悬置。
（注：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福建教育杂志”。公众号原文推送删减部分内容，全文见原刊。）
作者：阮殷茜，我院2014届毕业生，现执教于厦门实验中学。
